检验、病理、影像、透析……在我们常识里，这都是医院的辅助科室。不过，2016年底，国家卫计委陆续印发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医学检验实验室、血液净化机构、病理诊断中心4类独立设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并就社会关注的问题再次发出解读。

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使得资本市场对于独立设立的病理诊断中心、影像中心等医学机构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有人认为，卫计委此举是在“肢解”公立医院，遏制其不合理的扩张；也有人认为，此举意义深远，对于分级诊疗和公立医院去行政化都将产生长远的影响；还有人认为，病理、影像等相应检查结果不互通，导致重复医疗、医疗资源浪费等现象早已存在，这一举措的直接用点在于推动区域内医疗机构的检验结果互认。

随后，有媒体解读“用力过猛”，认为公立医院的这几个科室或将大批消亡，于是担心浮出水面。对于无大设备支撑、检验结果不互通，一直是检验里面的一个亚专科的病理来说，这意味着未来公立医院的病理科室，将可以“独立法人”的形式存在。因此，“用力过猛”的评论和疑问更是此起彼伏，并在随着国家卫计委的解读不断发酵。

为啥要让病理科“独立”？

何以出台4类独立设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事实上，卫计委在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解读中给出过答案。

其中一个原因是，伴随老龄化、城镇化等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居民基本健康需求增长迅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仍旧突出。主要体现在现有医疗服务体系布局不完善、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资源相对缺乏、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正是基于进一步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的时代背景，病理、影像等相应检查结果不互通，导致重复医疗、医疗资源浪费等现象早已存在。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国家政策支持四大科室建立独立医疗机构早有征兆。

但河南省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孔令非认为，“影像、病理等相应检查结果不互通并非根本原因。”

在他看来，这个征兆从政策上看其实并不明显。检验报告可以互认，但是病理在政策上之所以没有被提出来，是因为病理的诊断主观性很强，它不像检验是机器检测（只要机器经过实验室的实践认可，开机前的验证都是符合规定）可以采信。

病理作为最终的诊断结果，直接影响着疾病的诊疗方案，不能有半点差错。病理诊断不互通，反而体现了医学本该持有的严谨态度。他强调，重要的应在质控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医疗机构与病理诊断中心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孟刚。他认为，“真正导致资源浪费的实际上是医院设置存在问题。”我国医院按照行政设置分为：社区/县/地市/省级，理论上四级设置应该实现共配置，但国家在等级医院设置过程中，又要求二甲以上医院必须有病理科，这导致了我国病理科设置很随意，在发展上呈现了小、弱、散三大特点。

因此，建立更精、更全、更专的区域性病理中心成为了解决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各地都纷纷展开实践，4大科室独立建设医疗机构是大势所趋，政策的落地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消失”不符合医学规律

环顾全国，截至2016年底，北京、上海等22个省份启动相关试点，形成一些初步的经验和模式。很多人的一个担忧在于，4类独立设置医疗机构是否会取代公立医院相应的科室。

芜湖弋矶山医院信息科副主任赵峰认为，“医院检验、病理、影像和血液净化四科室消失”的信息不实！

国家鼓励4类独立设置医疗机构，旨在探索合理配置资源、有效盘活存量、提高资源配置使用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架构，因此，其功能将与公立医院的相应科室有区分，两者虽在服务对象上有交集，但功能上有“不冲突”的差异。

而在病理科领域深耕多年的孟刚看来，“政策的最大意义在于把检验和病理分开。”过去病理一直作为检验新增加的一个专业存在，是检验里面的一个亚专科，这其实是一个很“滑稽”的定义。

在他看来，病理本身就具备这样一个职能——建立区域性的病理中心。近年前，各地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去落地和实践，而他本人更是在07年就开始探索病理中心发展，在安徽医科大学成立了安医大病理中心，目的是整合内部的各个医疗（附属医院）资源，并通过信息化形成一个闭环模式。

孟刚表示，现在虽然国家政策已经放开，但真正建立体制外的病理诊断中心依然很难，存在资本输出、人才匮乏、利益分配等种种玻璃墙限制。可以说，建立体制外病理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又何来“取代公立医院相应的科室”之说。

要发展更要规范

从四大科室的试点情况来看，绝大部分机构为社会办，在北京、浙江、江西3个省份设置的6家病理诊断中心（社会办4家，占66.7%）；上海、浙江、江西等5个省份设置9家医学影像诊断中心（社会办8家，占88.9%）。

事实上，安徽一直致力于推动试点，并在2016年先后建立了“安徽省临床病理专科医疗联合体”和“阜阳市病理远程诊断中心”，在孟刚看来同样有深刻的体悟。

他表示，病理中心不仅服务于医疗机构，还具有医疗资源整合的作用。所以，无论是社会办还是大型实体医院办，讲求的无非是在保证服务及时的同时也保证患者安全。另外，他还谈到，独立第三方病理中心始终是服务于医疗机构的医疗机构，跟各个公立医疗机构构建良好的合作，将决定它的发展良莠。

在赵峰看来，无论是社会办还是大型实体医院办，其实都各有利弊。以大型实体医院为依托做影像中心，最大的优势在于医疗专业性强；但要从社会运作机制来讲，社会办又绝对占优势。因此，弋矶山医院考虑两种结合，大型医院提供专业和技术，社会办提供费用和服务，既保证科室质量、又保证技术。

孔令非则说，目前很多城市的病理诊断中心都是由第三方（社会）资本运行。独立设置的病理机构，在发展中虽然遇到人才和医保等瓶颈，但近年来国家多项政策鼓励民营医疗机构施展拳脚。无规矩不成方圆，面对蓬勃生长的独立设置医疗机构，既要促进，也要规范。

事实上，这也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4类独立设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的初衷。

“剥离”大医院是喜是忧？

对于四大科室“独立”定局。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分级诊疗和公立医院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医院里诸如、康复科、护理科、临终关怀等辅助性科室，将很有可能在未来被慢慢“独立”出去。因此不免人心惶惶。

实际上，医院科室独立的情况在国外十分普遍，以美国为例，80%的医学检验都由医院外的第三方机构完成。

从病理科角度，孔令非认为，“独立”带来的影响更多是机遇而非冲击。

他表示，对于患者而言，此次政策能给患者带来，更高质量的服务和更高水平的病理诊断利好；而对医院来说，4大科室导致重复医疗、医疗资源浪费等问题早就存在，目前国内急切探索一条合适的发展模式；而对医生来说，他们将会用心、用技术去诊疗疾病，而不是仅仅靠开检查、开化验去诊断疾病。

对此，较早接触“医疗+互联网”思维的赵峰则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最大的“冲击”来自于信息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医院、医生还是患者，都在面临着新的诊疗模式。信息化带来的将是未来医院、医生改革的大方向。“是时候将信息化普及，并纳入医学教学课程了。”赵峰说。

一边进步、一边坚守

在这四大独立科室中，病理科的发展最为缓慢。据统计，全国有执照的病理医生仅九千余人，按照每100张病床配备1名-2名病理科医师计算，缺口高达4万-9万人。

毫无疑问，该通知的发布将对当前医院的病理科带来巨大影响。围绕独立设置医疗机构的成长，身为试点实践者的孟刚指出3点：人才优势、集采优势和管理优势。他直言，这些独立设置医疗机构要依托于独立设置医疗机构的连锁化和集团化发展。原因很简单，只有逐步形成规模化集团，形成技术发展优势，才能提高运行中的抗风险能力。

近年来，关于各类医疗政策不断地在推出，在这样的改革浪潮和互联网+的推动下，医生、医院的发展成为不少医务人员最关心的问题。

在孔令非看来，政策对于三级医院的医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借助互联网，能够在业务时间做一些事情，仅此而已。他告诉记者，三级医院医务工作者离开体制需要很大的勇气。成立了一些医疗机构，是一件好事，让医生多了一条选择的道路，也会促使医院更加地尊重珍惜医务工作者，对于大型医院的医生的影响不是太大。

对于独立设置医疗机构而言，孔令非认为，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一定是重中之重。该类机构应与医疗机构建立合理工作机制和程序，两者密切联合，对医疗机构和独立中心都有好处。